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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剧大师马连良之死

来源:网络 作者: 时间:2020-10-16

1901年2月28日,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的檀家胡同,父母皆为回族人,父亲马西园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。时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,马西园是个戏迷,他的三弟、六弟又是唱京剧的,于是他利用此便利,在茶馆里办了个票房,邀请一些票友前来唱戏。当时的名票金秀山(金少山之父)、刘鸿升、德珺如都是这里的常客。

 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马连良耳濡目染,从小就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小戏迷。1909年1月,父亲决定送儿子“入科”。当时与马连良一同入科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花脸的马连昆,而相中他俩的是大名鼎鼎的萧长华。从此,马连良成为“喜连成”科班的学生。

  【名师出高徒】

  马连良不仅天资聪慧,心气极高,而且勤奋踏实。先有茹莱卿开蒙教武戏打底子,稍后由萧长华、蔡荣贵、叶春善三位名师亲授。

  那时的科班学艺可真是叫苦,早晨6点起床练功,然后吊嗓子学戏,午饭后有演出的排队上戏园子,没有戏份的继续学戏练功,直到晚上到10点才睡觉。日复一日,相当枯燥。不过,也只有这样的底子,才可能在日后竞争激烈的舞台上站住脚。据说喜连成(1912年更名为富连成)先后教授过七百余名弟子,大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。中国文化传统自有其传承的方式,也许在某些方面不够科学,确实需要加以改进,但如果完全持否定态度,另起炉灶、推翻重来,则又会从根本上斩断文化传承的经脉。在严苛的培养下,马连良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,成为科班出类拔萃的小童伶。

  1910年,谭鑫培、陈德霖和贾洪林三位大家联袂演出《朱砂痣》,需要一个娃娃生,点名要喜连成派个小演员。几位老师一合计,决定派入科仅一年多的马连良配戏。但见这位10岁的小孩,不慌不忙、从容不迫间,居然就把一场重要演出给拿下了,赢得了大师们的交口称赞,认定他将来必会成为一个“角儿”——用今天的话讲,就是“大腕”。

  马连良是个很讲究的人(回族人特别爱干净),台风极好,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,骨子里透着大牌的气儿。到1914年再度排演《朱砂痣》时,马连良已成为主角之一。随后,他成为“富连成”的当家老生。

  转眼到了1917年3月,入科8年的马连良“出科”了。

  【志存高远】

  出科后,马连良在三叔马昆山的带领下,到福州搭班演出一年。马心气很高,尽管这一年他已唱红福州,却依然感到自己内力不足。此时,又逢嗓子“倒仓”,于是他决定二次坐科,重返富连成。途径上海时,多次观摩了汪笑侬、王鸿寿、麒麟童这些大牌艺术家的演出,眼界大开。

  1918年初秋,马连良回到北平,向叶春善社长表达了重新坐科的愿望。叶社长行走江湖多年,岂能看不出马连良的志向?不仅同意他重新入科,还把毕生技艺倾囊相授。马连良成为京剧历史上第一个二次坐科的艺术家。

  京剧是舞台艺术,“唱念做打”是其主要表达形式,传统剧目中,不同剧目有着不同特点,可根据不同人物和不同情节,表达形式各有侧重。如今的观众,没听几句念白就催促开了:怎么还不唱?这种情形的出现与“样板戏”颇有关联:成套的唱腔、大段的唱段、主角分工相当吃重,与京剧传统产生深深断裂且无法弥补。这并非说京剧不需要变革,而是如何变革的问题,政治对艺术的干预,尽管会在某些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,但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。

  在重新坐科期间,马连良特别向叶春善学习了“末生”,尤其在念白上下了狠功夫,他时刻不忘广学博览、博采众长。他原本学谭派,却把当时许多流派融于一炉,为今后树立马派一帜,奠定了扎实基础。

  1921年底,马连良再次出科,开始走南闯北,先后搭过沈华轩的临时班,尚小云的玉华社,俞振亭的双庆社,朱琴心的和胜社、协和社。这几年中,马连良两次南下上海,特别是1924年的那一次,与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的合作,轰动上海,把观众迷得如痴如醉。这是“南麒北马”的第一次合作。

  【大红大紫】

  1927年6月,马连良开始自己挑班挂头牌了,不过此时他还不是老板。挂了头牌就得有自己的戏码,用现在的话就叫“原创”,从此,他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大量改造,比如“三国戏”《甘露寺》。

  《甘露寺》是《龙凤呈祥》中的一个折子戏,戏中的乔玄原本是个二路老生,唱词很少。马连良听说过去有人唱过大段的西皮原板传流水,于是四处打听,却无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。无奈,马连良决定对剧目进行改造,他请戏剧家们重新编词,经过自己的传唱,这一唱,就唱出个红遍天下的“劝千岁杀字休出口”。这段唱腔轻快、俏皮、容易上口,一下就抓住了戏迷,我年少时,听老戏迷们唱得最多的就是这一段。

  经马连良改编过的戏不计其数,至今,许多戏都是京剧名家、戏迷们的保留节目。他对京剧的普及化起到了巨大作用。

  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声誉日隆,自从七岁踏进科班的门,他就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,心无旁骛,如今20年过去,取得成就是理所应当的事。比如马连良名剧《十道本》中的褚遂良,是一个以做功为主的角色,直到1955年演出时,马连良还能把褚遂良上疏的十道奏本一字不差地表达出来。据说他当年为苦练台词,到了连邻家保姆都听得烂熟的地步,这需要何等功力!

  “马派艺术”由此应运而生。

  1930年,马连良正式组班建立“扶风社”,表演艺术也日臻化境。1931年他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,再次爆棚,于是有了“南麒北马”之说。此后,他与余叔岩、高庆奎并称京剧老生“三大贤”,言菊朋在世时,这四位并称“前四大须生”。到20世纪40年代初,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、杨宝森、奚啸伯并称“后四大须生”,马连良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席。我们现在所说的“四大须生”,指的就是这四位。30岁放在今天,尚属“年轻”,马连良在如此“年轻”的时候便步入京剧的最高殿堂,说他是京剧界的“泰山北斗”一点也不为过。在马连良的提携下,一大批青年演员也获得巨大声誉,如叶盛兰、张君秋、袁世海等。

  【进退失据】

  1937年3月,马连良与人合作投资建立了新新大戏院,两层楼可容纳1400名观众,在当时是颇为现代化的剧院。数月之后抗战爆发。

  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占领东北三省,北平四周也落入日本人手里,如北平的宛平县,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所在地。东三省与河北部分地区长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,全民抗战成为当务之急。这对马连良不会没有触动,但也没有太深的触动。他于1938年移植丁果仙的山西梆子《反徐州》,更名为《串龙珠》,这出戏反映的是元末徐达不堪蒙古族欺压,起义反抗元政权的故事,具有比较明显的反侵略意图和强烈的民族意识。结果此剧仅演两场,即遭日本占领军禁演。无奈中,一班人马移师天津租界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多场,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。1940年底,日本人霸占了新新大戏院,马连良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
  给马连良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,是1942年10月赴伪满演出。伪满洲国成立后,为表达所谓“亲善”、“共荣”,日本方面不断利用、胁迫一些社会名流为自己的罪恶目的涂脂抹粉。1942年10月是伪满洲国“建立10周年”,此时的马连良在京剧界如日中天,日本人自然要借他的名声一用。

  马连良是回民,刚好沈阳要修建一所回民中学,便请他前往筹款义演。行程要向由日本人控制的“华北演艺协会”提出申请,伪满政权借此机会命令马连良必须去“新京”(长春)参加伪满“建国10周年”庆祝演出。马连良表示“只演一般的营业戏和为学校筹款”,日本方面耍了个滑头,同意了这一要求,却又给剧团强加了“华北政务会演艺使节团”的头衔。

  在伪满演出时,马连良除了上演一些传统剧目外,还演出了两出新编剧目《串龙珠》和《春秋笔》,都是带有反抗色彩的戏目。此所谓“中国式智慧”,马连良只能借此表达自己的心迹。可叹马连良没有文化,只读过两年小学,市井气息甚重,在伪满洲国演出后,还因为好奇,穿上日本军服,横挎日本战刀,照了一张照片。抗战胜利后,马连良因为这两件事遭到国民政府以“汉奸罪”起诉,但因查无实据,终究还是个自由身。只是一来二去搞得负债累累,只好南下上海连续演出4个月才把亏空堵上。

  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影响了马连良,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,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

  【革故鼎新】

  1948年秋,正是时局剧烈动荡之际,恰逢好友相邀,马连良由上海继续南下香港演出。可没火爆多久,观众便日渐萎缩,原来此地皆说粤语,对京剧的接受度不高。香港的京剧市场多半靠南下的内地观众,无法维持长期的舞台演出。此时正是国内风云际会,政权更迭、革故鼎新之时,马连良更不敢轻举妄动,遂盘桓香港不归。

  巧的是,鼎革后的中南海有举办舞会、联谊会的惯例,马连良的女儿马莉已成为部队卫生员,也参加了其中一次舞会。她刚好为周恩来伴舞,其间提出马连良滞留香港的情况。周恩来表示欢迎马连良回来,并请马莉代为问候,马莉于是写信转告父亲。稍后,已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致信马连良,表示:“这是遵照周总理嘱咐写的,让我转达欢迎你回来的意思。”并由政府偿还了马连良在港所欠4万元港币的亏空。这一笔做得漂亮,马连良岂能无动于衷?1951年9月30日,马连良抵达广州。

  回归后的马连良立刻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出。到年底天津演出时,观众人数突然急剧下降,原来此时掀起了“三反五反”运动,一大批有私产的小老板、小业主纷纷变为“不法商人”,成为整治对象。人人过关,谁还有心思听戏?从此,中国传统京剧的主力观众从剧场消失了。

  回到北京,马连良组织了“马连良京剧团”,不过,一切要按新的规矩办事了,马连良开始投身到政治性演出中。在他四处巡演之际,对他不利的消息纷沓而来,说他爱钱贪财,说他给援朝回国的志愿军演出时,不上自己的拿手节目,报纸上也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。这下,马连良慌了。

  1953年7月,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,国务院筹备第三次赴朝慰问演出,正在青岛演出的马连良听到消息,立刻中止了与剧场的演出合同,赶回北京要求参加慰问团。他四处托请,表示要坚决赴朝,最终获得同意。

  一同赴朝慰问的还有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周信芳等,阵容相当壮观。在朝鲜,马连良与周信芳进行了第三次合作,周信芳感慨地对马连良说:“谁能想到老哥俩第三次合作这出戏是在这儿——朝鲜前线。人哪,这一辈子不定能碰上什么样的事儿……”结果一语成谶。

  经过“三反五反”和“公私合营”运动,私人戏班子的生存越来越困难,老观众流失,新观众意趣大变,而许多戏目也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,诸如《探阴山》、《乌盆记》这样的“鬼戏”不能上演了,可供演出的剧目越来越少。好在此时尚未到穷途末路,在北京文化部门的主导下,戏班子进行了合并,“马连良京剧团”与“北京京剧二团”合并称“北京京剧团”。后来张君秋的“北京京剧三团”加入期间,马连良任团长,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任副团长,如此庞大的阵容,对京剧市场自然会有所刺激。

  【诚惶诚恐】

  随着“反右”运动的开展,京剧界中许多过去戏班的班头,如李万春、叶盛兰、叶盛长等俱被打成右派。马连良在彭真的庇护下躲过了一劫。不过表态是必须的,在批判大会上,马连良“义愤填膺”地痛斥“右派分子李万春”。

  李万春与马连良的关系可不一般,他小马连良10岁,始终称马连良为“三叔”,自幼就向马连良学戏,两人感情相当深厚。而马连良这辈子哪做过这样的龌龊事儿?下了批判会,立刻偷偷请李万春吃饭赔罪。马连良自以为悄悄赔罪无人知晓,可随后就遭到告发——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,为此,马连良又遭到一顿训斥。

  在政治风暴稍事平息时,马连良又排演了几出脍炙人口的大戏《海瑞罢官》、《秦香莲》、《赵氏孤儿》,无不风靡一时。

  斗转星移,进入20世纪60年代,毛泽东发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号召,京剧界越来越多的传统戏目被赶出了舞台。已年过六旬的马连良既不知所措,又要紧紧跟上,先后排了三部现代戏《杜鹃山》、《南方来信》和《年年有余》。但现代戏的主旨、意趣和表现形式与传统戏大相径庭,像马连良这样的老伶人哪里能够适应?裘盛戎、周信芳不也如此?即便投入再大,也达不到要求。我们看“革命样板戏”的主演们,几乎没有一个是旧时代的头牌班主,“马连良们”是旧人,舞台上已不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。

  但马连良们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些。1965年下半年,北京京剧团根据江青指示排演《红岩》,马连良计算来计算去,自己怎么也能演一个装疯的“华子良”吧?于是他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。但这是什么时候——1965年下半年,别说马连良不知道,就是彭真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彭真竟为此去找江青商量。马连良一腔赤诚,换来的是江青的一脸雷霆,说马连良是在告她的刁状。11月10日,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姚文元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,“文革”序幕由此拉开。随后,马连良被下放到北京京剧二团“控制使用”。

  【罹难“文革”】

  吴晗剧作《海瑞罢官》被批的过程已妇孺皆知。批判的开始,矛头只是对着吴晗,随后渐渐扩大,一干与“海瑞”有关人等无一幸免。1966年2月12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《〈海瑞上疏〉为谁效劳?》开始对周信芳进行批判。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的文章《〈海瑞上疏〉必须继续批判》,此时,尚未波及马连良。到1966年6月4日,马连良正准备演出《年年有余》时,听到广播里已把周信芳打成“反革命”,联想到自己主演的《海瑞罢官》天天在受批判,急火攻心,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——马连良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了。

  果然,第二天,北京京剧二团团部就有人贴出了马连良的大字报。从此,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,随后一病不起,住进了医院。

  一个月后,他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,开始了自己的屈辱表演。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的地位高,住牛棚的“地位”也高,造反派给他单独设置了一个牛棚。马连良在牛棚里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。一天,他看见尚未被隔离的著名旦角演员赵荣琛,趁四下无人,向赵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。赵荣琛知道马先生的烟瘾来了,趁机会买了几盒烟,偷偷塞给他。

10月1日,马连良被释放回家。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,此时已成为北京红卫兵“西城纠察队”总部。不久即是深秋,一夜,剧场的值班人员听见有人叫门,一开门,只见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。“都过12点了,您怎么来啦?”马连良说:“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。等会儿他们讲和了,想起马连良来,就打我。我受不了,还是到这儿来吧。”北京,这方水土养育了马连良,他正是在这方土地上,成为中国京剧史上的泰山北斗,而此时,这位泰斗却找不到残躯的栖息之地。

  马连良的心气何等之高,曾经走到哪儿都是八面威风、前呼后拥的“马三爷”,如今却狼狈如一老乞儿。手拄拐杖,蓬头垢面,目光黯淡。马连良的家被一遍遍地洗劫。家里有件翡翠饰物,据说价值连城,是他心爱的宝物,他唯恐红卫兵不知道宝贝的珍贵,哆嗦着要红卫兵们爱惜它,把它捐献给国家。红卫兵一把夺过翡翠摔在地下,当即碎片四溅,粉身碎骨。这一摔,也摔断了马连良最后的精神支柱,他当即晕倒在地。

  马连良竟然没死,不过此时他已气若游丝,全身浮肿。这时的他已是心脏病晚期,造反派却不允许他去治病。

  1966年12月13日中午,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,还未等转身,就先扔掉拐杖,再扔了装着面条的碗,仰天一跤,如一片枯叶缓缓倒下。马连良曾经主演过《青风亭》,戏中,张元秀就是这样一个死法。可对于马连良,这是戏,也是人生。三天后,1966年12月16日,一代宗师马连良气绝身亡。

  随他而去的是传唱至今的“马派艺术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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